黄有光：我用几个简单的事实告诉你 为什么对这次疫情不用恐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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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的成本效益分析，也可以说是防疫的快乐经济学。

——黄有光

网易研究局出品——中国人如何更快乐

你快乐吗？2020，中国迈向全面小康，物质生活富裕后，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，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？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？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？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。

NO.004 防疫的快乐经济学

2020年元月，几乎每天的头条新闻都是关于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。在公共场所，多数人都戴上口罩。企业延长假期，学校推迟开课，路上行人与汽车都寥寥可数，几乎人心惶惶，好像是大难临头。

对各种措施、政策、改变的评价，经济学讲求要考虑成本与效益，而成本与效益最终应该根据人民的利益，就像习近平主席所多次强调的，人民利益是高于一切的。当然，讲人民利益，不能“单以GDP论英雄”，不能只看物质上的利益,最终应该看对快乐与痛苦（或净快乐）的影响。因此，防疫的成本效益分析，也可以说是防疫的快乐经济学。

可以确认的一点是，不论是成本或效益，都不能只看当前的，还要看长期的。由于长期的涉及各种重大不确定性，成本与效益都很难估计，而且涉及各种专门或技术上的问题，也不是笔者所完全熟悉的。不过，至少有些方面依然可以讨论。例如，有人（应该不是官方的）建议把室内温度开到25摄氏度以上，使病毒不能生存。我想，如果大家都在大冬天把室内温度开到25度，所浪费的能源与所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将会造成的死亡人数，很可能是其利益的几百倍。因此，这类建议是不恰当的。

关于冬夏天的室内温度，如果说22度大约是比较舒适的室内温度，那么，冬天应该开到低于这个温度，而用多穿衣服来取暖；夏天应该开到高于这个温度，而用少穿衣与多冲凉来避免太热。这一方面是节省能源与减少排放，一方面是因为夏天人们穿得比较单薄，冬天穿得比较多。然而，很多地方的室内温度是与这个经济道理相反的。例如，在常年都是夏的新加坡，如果你没有多带衣服，在室内开会往往会被冷到病倒；在北京的冬天，很多地方你一进入室内，脱光衣服还会觉得太热，甚至把窗口打开，室内依然太热。这种能源的大量浪费与不必要的污染，实在非常不合理。

在对付传染病上，可能可以做到“控制”，也可能可以达到“扑灭”（见如Barrett 2004）。例如，2002-2003年的非典（SARS）的情形。当时人们的恐慌也显然是过分与不理性的。但这也部分帮助非典的快速扑灭。扑灭所带来的效益或所避免的成本或痛苦，显然比单单控制高很多倍，尤其是从全球与长期的观点而言。

过分恐慌的不理性，可以从下述数字看出。当年的非典，全球的死亡人数不到一千人，或然率不到7百万分之一，单单中国，也不到3百万分之一。这比平均飞行一次的死亡风险还低。可能应该避免或减低，当绝对不必恐慌。我一位新加坡的朋友，本来三月要来上海，但说由于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在中国的肆虐，可能要取消了。我就把上述对照数字告诉他，说如果原来值得两次飞行的风险，现在也还应该值得。还有，我也说，新加坡每年都约有几十人死于登革热，或每年约十万分之一，比非典的高很多倍。你还是来上海更加安全。结果，他说，他将会勇敢地来上海。

从进化生物学与快乐研究，人们有两种相反的倾向。一方面，人们天生过分（从预期福祉极大化的观点）怕死，因为这有助于生存。另一方面，人们过分重视物质、金钱、累积等。尤其是在小康之后，更多的消费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增加快乐（我们以后还会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讨论），因此金钱的边际效用接近零。因此，理性而言，福祉极大化要求人们应该愿意用更多钱来避免死亡，而实际上，个人与社会（政府）在这方面往往都做得不够 （Ng 2003）。这两个相反的倾向，对于人们规避这次病毒的影响，看来是前一个的作用比较大。

另外的一些有关比较，中国每年大约有几万人死于流行感冒，也比非典的危险性高百倍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，2015年全世界有一千零四十万人死于肺痨（TB）（见Schito等2016）。这个危险性是非典的一万多倍。而且这些都是每年的，而非典是一次性的。

另外一方面，从整个社会而言，尤其是对于有传染性的疾病，不只要看对个人的危险，也要看得病后对他人的传染风险的增加。其次，对于这次新型冠状肺炎病毒，由于是新的，其危险性人们还没有掌握，不能完全排除巨大的危害的可能。因此，这次政府的防御力度的巨大程度，未必是过分的。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人，对中国防止武汉病毒扩散措施的强度与全面性，赞赏有加。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性质，他们多数是偏向宁可失之防范过分，而不要失之不足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确信，在这次病毒的防范上，几乎可以完全肯定，中国政府并没有做得不够。是否有些过分的地方，则可能有争议。

个人方面，由于上述原因，我们可以用比较低成本的方法避免或减低风险，但不必恐慌。这次病毒可能感染与死亡的人数都可能比非典高很多，但即使高一百倍，也不超过流行感冒的危险程度，也远低于肺痨的危险。

另外，虽然还不能肯定，但可以相信，由于政府这次防范的力度，以及人民配合的程度（从路上人少，多数人都戴口罩等事实可以看出），多数能够扑灭至少控制这个新病毒。

最后可以指出，即使被感染，也不是被宣判死刑，也还能够痊愈。其实，各种疾病，包括传染病，绝大多数并不能够使一个健康的人死亡。绝大多数死亡的是健康有问题的老人。因此，长期而言，维持身体健康，是避免过早死亡与增加快乐的最好方法。将来，我们还会在本专栏讨论如何维持健康与增加快乐。

文献

BARRETT, S. (2004). Eradication versus control: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infectious disease policies, Bull World Health Organ. 82(9): 683-8.

NG, Yew-Kwang (2003), From preference to happiness: 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,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, 20: 307-50.

SCHITO, M. , HANNA, D. & ZUMLA, A. (2016). Tuberculosis eradication versus control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,   S1201971216312243.

黄有光简介：

Monash大学荣休教授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、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。

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。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（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）经济学学士学位，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。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（Reader），1985-2012年任讲座教授（personal chair）,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（Emeritus Professor）。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，于1986年被选入Who’s Who in Economics: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-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,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—杰出学者（Distinguished Fellow）。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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